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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日报刊文纪念进藏先遣队司令员王其梅
2013-12-27 16:37:34    来源:西藏日报    查看评论

  功在西藏 风范长存

  ——纪念王其梅同志诞辰100周年

  2013年12月27日,是中共西藏原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原书记、自治区党委原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西藏军区原副政委王其梅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为西藏革命、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学习他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党的事业为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王其梅同志青年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从事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英勇机智,斗争坚决。他曾不幸被捕,在敌人的监狱中经受了生死考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气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深入敌后,组织领导,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豫东革命根据地。建国后,担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副政委,作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重要领导者,在十八军受命进军西藏前夕,率领“前指”(前进指挥所)进入康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为中央和西南局制定进军西藏的各项政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1951年组织任命他担任进军西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十八军先遣支队在物资供应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挑战生命极限,克服重重困难,首批进驻拉萨,有效地配合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开展执行和维护协议工作。在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漫漫岁月里,王其梅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治藏方略,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人如其名,其人如梅,王其梅同志正如一枝傲骨铮铮、不畏风雪、只把春来报的红梅,在峻岭逶迤的雪域高原含笑注目山花烂漫。

  一

  湘江大地是近代中国一片孕育革命希望的红色土地。王其梅同志1913年12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三阳乡王家坪的一个地主家庭。1927年父亲满怀希望地把他送进县里最好的漳江小学读书,希望他子承父业。1927年,在汹涌澎拜的大革命的推动下,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王其梅在县城亲眼目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感受到民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心灵受到强烈撼动,他积极申请参加“少先队”,参与游斗地主豪绅,用烧毁家中麻将的实际行动支持农民协会提出的禁赌活动。王其梅的父亲对于儿子的革命行为极为不满,除严厉训斥外,又试图通过结婚成家来拴住向往革命的儿子。父亲的高压,并没有让王其梅屈服。1930年冬,初中即将毕业的王其梅,准备只身北上继续求学。当他在家门前的延溪河乘船时,被家人发现,追赶到码头,此时的王其梅去意已决,不顾百般劝说,催促船工快点离开,否则以身沉河明其志。父母见王其梅毅然决然的态度,不敢再逼,只好同意他去求学。这次离家北上,是王其梅同志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1年,王其梅进入北平弘达学院读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北平进步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王其梅也愤然离开教室,不顾国民党的血腥镇压,投身到爱国学生示威游行的洪流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在火热的斗争中逐步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在进步老师和学生的影响带动下,他的思想由反对封建家庭,发展到挽救民族危亡,向往共产主义事业。1932年,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担任支部书记。1933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他经受了锻炼,同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1933年党组织派他从事兵运工作,他毅然离开大学,到国民党的军队当伙夫、车夫、勤务兵、马弁,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发展军人入党,建立组织,准备兵变。“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王其梅担任了北平学联的交际股长,满腔热情地组织革命师生为救亡图存奔走呐喊于街头巷尾。

  1936年春,由于叛徒出卖,王其梅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抱定为信仰而牺牲的决心,随时准备从容就义。当时,在清华大学做校医的堂兄得知情况后,来到狱中对戴着脚镣手铐关在铁门里的堂弟说:“你又不缺吃少喝,不好好读书,尽干这些危险的事,自己坐监,吃苦头,使家里人为你担心。你究竟图什么?现在家里要我用钱托人把你赎出来,你只要悔个过,马上就可以出去,你还是写个悔过书,去好好读书吧,别再胡闹了。”王其梅同志听后,对堂兄说:“我没错,无过可悔,我的事以后不用家里再管了。”显示出一个共产党人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气节。后来,党组织为保存革命骨干力量,出于斗争策略,决定让经过考验、坚贞不屈、对党忠诚的61位同志,履行简单“登报自首”手续后出狱。

  出狱后,王其梅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到河南省东部的西华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初到豫东,王其梅同志任西华县普理学校副校长。他强忍着狱中受刑留下的创伤,紧张忘我地工作,白天教书,晚上联系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为后来开展抗日斗争,训练和准备了大批干部。西安事变后,王其梅同志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游行,在西华县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

  王其梅同志的父母打听到儿子在西华县教书,便不远千里去找他,劝说他回湖南老家。王其梅同志耐心地对父亲进行解释和劝慰,并告诉父亲:为了国家,为了抗日,他不能回湖南老家。直至父母病逝,王其梅同志也没有回老家桃源。在其后的岁月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所热爱的革命事业上。

  “七七事变”后,王其梅同志接任西华县委书记、普理学校校长,全面主持西华县党的工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王其梅同志始终在河南坚持斗争,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日伪政权曾以5万元巨款,悬赏王其梅同志的人头。当地群众说:“敌人想用袁大头换王大头,我们决不答应”(王其梅同志长得敦厚结实,脑袋大,外号“王大头”)。王其梅同志领导的这支部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建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王其梅同志逐步成长为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我党优秀的领导干部。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为捍卫国家主权、完成统一祖国大陆的伟业、巩固祖国西南边防,毛泽东主席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王其梅同志与英勇的十八军指战员一起,投入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保卫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斗争中,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国防,保卫边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作出了特殊贡献。

  进军西藏,首先要了解西藏,认识西藏。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西藏十分封闭,对外界来说,西藏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进藏部队对西藏情况的了解也不多,甚至没有进军所需的任何可用的地图。在十八军着手筹备进军西藏的前夕, 1950年2月,中共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任命王其梅同志为主任,主持政研室工作,负责进军西藏的各种调查研究。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下,他群策群力,并亲自起草文报,按照中央和进藏部队的要求,先后提交了有关西藏社会和自然地理情况的多份重要报告,为中央领导决策提供参考。3月14日,十八军组建了以王其梅为政委、军参谋长李觉为司令员的前进指挥所(简称前指),统一领导政策研究室、侦察营、工兵营和原派出的先遣部队,到甘孜、康定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和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王其梅同志领导政策研究室,边进军边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克服高原缺氧的强烈反应,冒着随时都有可能与敌人遭遇的危险(当时川西一带匪患猖獗),一点一滴地收集藏区更为具体细致的社会情况、宗教寺庙、土司头人及藏族的风俗习惯等情况,对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在王其梅同志主持下,前指和政研室先后编写出《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意见》、《进军西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进军守则》等,这些材料为中央和西南局制定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部队进行认识西藏、热爱西藏的教育,胜利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作了重要准备。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成立时,吸纳了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王其梅同志在工作中信任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把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使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发挥出了最大的能量,为进军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西藏和平解放后,这些教授、专家成为了西藏翻译、新闻、研究等宣传文化部门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成长为著名的藏学专家,为西藏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可以说,王其梅同志是党在西藏从事政策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人,开创了新西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先河。

  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王其梅同志两次担负先遣任务,作为“先锋官”走在全军最前面。第一次是在1950年,十八军党委组成前进指挥部,任命李觉参谋长为司令员,王其梅为政治委员,准备开展昌都战役。不久,因工作需要,李觉同志调回军部,王其梅同志兼任前指司令员和政委,领导实施了昌都战役。昌都战役的胜利,彻底摧毁了西藏上层试图以武力对抗中央“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幻想,使西藏民众看到一支闻所未闻的“菩萨兵”队伍,为打开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奠定了基础。昌都战役军事政治双胜利,解放军和人民团结一心,在统一祖国大陆解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刘少奇同志誉为“西藏的淮海战役”。作为前指的最高领导人,王其梅同志始终战斗在第一线。1950年10月25日,王其梅同志率前指抵达昌都,就任昌都地区军管会主任,他是第一位进入昌都的我军高级将领。他耐心地向昌都僧俗上层人士宣传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希望他们在团结爱国的道路上,和广大藏族人民一道为建设西藏作出贡献。他不仅从政治上启发教育他们,而且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昌都虽然是西藏的东部重镇,但当时最好的房子仅是一个不大的二层小楼和附近的一排小平房。王其梅同志把这些楼房统统让给藏族僧俗上层人士居住,自己坚持住帐篷。阿沛·阿旺晋美坐骑的金鞍银蹬在昌都战役中丢失了,王其梅同志知道后,立即下令追查,找回后完好地交还给他。对于那些不愿在昌都、愿回拉萨或回家乡的人士,发给其路费。这一系列的行动,使藏族僧俗、上层人士深受感动和教育,不少人思想认识开始倾向于解放军。在此基础上,王其梅同志和十八军其他领导人进一步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政策,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从而稳定了昌都地区的局势,为和平解放西藏全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是在1951年,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精神,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拉萨进军。十八军组建了以王其梅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先遣支队。先遣支队组建起来以后,为了适应在高原地区行军,他经常带领部队进行爬山训练,为高原行军做准备。为了和藏族同胞打成一片,他要求部队生活高原化,自己带头吃糌粑、喝酥油茶,坚持学习藏文,学说藏语,坚持每天早上认真朗读藏语文课本。

  从昌都到拉萨全程1100多公里,要翻越横断山脉,跨过怒江、澜沧江等湍急的河流,所经之地,人烟稀少,空气稀薄,冰天雪地,道路崎岖。有时,部队正在行进中,忽然狂风夹着黑云压顶而来,一阵冰雹猛烈地打在大家头上、身上,大家只好用背包挡住头部,接受无情的冰雹袭击。特别是严重缺氧,呼吸困难,对生长于内地的十八军指战员的体能和意志是极大的挑战,许多指战员患上了严重的高原疾病。

  因沿途无兵站补给,所需给养全靠自带,先遣支队战士每人负重约在35公斤以上,很多人的背磨破了,露出了鲜红的肉,很多人的鞋磨破了,脚冻坏了,流着血,一步一个脚印地爬山涉水。由于高山缺氧,人人胸闷、脑胀、手脚发麻、呼吸困难,心脏好像要跳出体外,走上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几口气、歇歇脚。在高寒缺氧的地区行军,对于身患心脏病、关节炎、高血压的王其梅同志来说,是异常艰难的,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受国民党反动派酷刑患下的腿疾发作时,他只好用两手分扶两个膝盖,再用两手抓起裤子,左右交错往上提,一步步向前蹭,其所经受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王其梅同志率领先遣支队翻过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趟过一道道寒冷刺骨的冰河,走过人烟稀少的亘古荒原,经过一个半月的艰难行军,在没有一个人掉队的情况下,于9月6日胜利到达拉萨河畔。9月9日,先遣支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仪式,受到拉萨各界僧俗群众的热情欢迎,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古城拉萨的上空迎风飘扬,人民解放军以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出现在拉萨各界民众面前,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西藏人民就是通过进藏人民解放军,了解了共产党、认识了共产党,亲切地把人民解放军称为“金珠玛米”菩萨兵。这是我军到达拉萨的第一支部队,王其梅同志不辱使命,与战友们在一起,战胜艰难险阻,克服缺粮缺氧等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西南局和十八军首长交给他们的与藏族同胞“见好面”的任务。刘伯承元帅指出,进军西藏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从自然条件上说,进军西藏比长征遇到的困难更多。

  在艰难困苦的长途进军中,王其梅同志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模范地宣传和执行“十七条协议”,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以身作则,成为部队的表率和灵魂。在补给不继时,他宁愿和干部战士挖野菜度日,也绝不允许部队的任何人侵犯群众利益。他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风俗和习惯,耐心地向当地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征求并尊重他们的意见。先遣支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部队翻越夏贡拉山时,在山顶的垭口处,遇到一个两米多高的“玛尼堆”。出发前,王其梅同志曾嘱咐大家:“到山上经过‘玛尼堆’时,只准从左边走,不许从右边走,只能往‘玛尼堆’上添石头,不许从上面拿石头,这是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们一定要尊重。”当时有人说:“在几千米高的山上,渺无人烟,何必注意这个形式。”王其梅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思想,他说:“我们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是装样子给人家看的,不管有人没人,都要自觉地去做,绝不能打折扣。”结果,在荒无人烟的夏贡拉山顶,在以后的艰难行程中,所有人都从“玛尼堆”左边绕过,没有一人触动“玛尼堆”上的石头。先遣支队进抵拉萨初期,形势十分严峻。西藏上层集团的一些人乘解放军主力未到,先遣支队立足未稳,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造谣生事,阴谋撕毁、推翻《十七条协议》。王其梅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经常轻骑简从,拜访西藏政教首领人物、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僧侣及上层各界人士,宣传《十七条协议》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对于怀有敌意的少数上层人士,王其梅同志既坚持原则又耐心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王其梅同志还到寺庙发放布施。有一次他从三大寺慰问回来路过城门洞因马受惊而摔伤,但仍忍着伤痛继续工作。王其梅同志以党的政策为指南,团结藏族各阶层人士,以模范执行政策的实际行动消除民族隔阂,挫败了少数分裂分子的阴谋,赢得了西藏各界人士的信任,增进了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为在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稳定西藏局势作出了很大贡献。

  三

  王其梅同志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祖国历史悠久,辽阔壮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我们的祖国,我有三个故乡:一是生我养我的湖南老家;二是坚持武装斗争、三进三出13年的河南;三是工作了17年、与我后半生的事业紧密相连的人民的新西藏。”从入藏伊始,王其梅同志就立下誓言:“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死后也要埋骨西藏”。1952年3月27日,王其梅将军的第一个儿子在拉萨出生,这可能是十八军进军西藏以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他给孩子取名“建西”,表示了建设新西藏的决心和愿望,要把建设人民的新西藏的历史重任传给下一代。

  为了加快西藏建设,中央决定尽快修通康藏公路。1953年1月,王其梅奉命兼任西藏军区后方部队政委,挑起了修筑康藏公路的重任。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修筑公路,极为艰难,要越过许多终年积雪的高山和悬崖绝壁,跨过许多冰川湍流,自然条件恶劣,施工条件极差,工具非常简陋,有些地段只能系上安全带悬空作业,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王其梅坚决贯彻毛主席“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指示,按照工程指挥部的要求,对施工进行了周密细致的组织和领导,经常深入海拔几千米高的工地与广大指战员、技工、民工一起战斗。在王其梅同志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经过筑路大军不怕牺牲,忘我劳动,“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祖国西南边疆的大动脉——康藏公路于1954年12月25日全线贯通,在冰峰雪岭间、江河激流上,架起了一条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康藏公路,还有青藏公路的通车,解决了进藏部队依靠牦牛运输的极度艰难的困境,改变了西藏千百年来交通靠人背马驮的状况。

  1955年,王其梅同志再次主持昌都地区的工作。当时,他的体质已明显下降,在天天打针吃药的情况下,忍着高血压病的痛苦,熬着失眠症的折磨,带头和基层同志一起盖营房、办商店、建电站、开荒造田、植树造林,受到了广大指战员和藏族群众的敬佩。有一次栽果树时,个别人嘟嘟囔囔地说:“栽它干啥,我们出了力,还不知谁来吃果子呢?”王其梅同志严肃地批评说:“这句话看来无碍大局,但反映的思想却不可轻视。”王其梅同志就是这样,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都践行着“老西藏精神”。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拉萨叛乱发生时,王其梅同志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得知消息后,立即请求返回西藏参加平叛和民主改革。医院的医护人员对他的身体健康情况非常担心,劝他把病治好再回西藏,不允许他出院。他恳切地对医生说:“我是最早进藏的干部,现在仍然在那里工作,西藏发生叛乱,我能心安理得地在这住下去吗?”医生无奈只得让他出院。回到昌都后,时任昌都分工委第一书记、昌都军管会主任的王其梅同志兼任301部队指挥所政委,和战友黄新亭一起负责昌都地区的平叛工作。昌都地区是西藏发生局部叛乱最早的地区,危害最大。西藏上层发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之后,此地叛乱活动更加猖獗。针对这种情况,王其梅同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和“边平边改”的平叛方针政策,领导昌都地区军民坚决打击叛匪武装,结束了昌都因叛乱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平叛的日子里,他每天只能吃四两主食,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忘我地工作,两次昏倒在办公室,抢救过来又继续工作。在疾病的折磨中,王其梅从没有停止工作,为了缓解他的病痛,医生只好经常给他扎梅花针,以至于他的脊背两边布满了针痕,身边的工作人员目睹这种情况,无不为之感动。

  1962年,王其梅同志回到西藏军区和西藏工委工作。次年3月,兼任工委副书记。在对印度自卫反击战期间,他负责后勤和地方支前工作,亲自动员,具体安排,在短短的时间内组织了大批工作人员和民工支援前线,抬担架、背物资、送炮弹、押送俘虏,并派工作组深入作战地区开展工作,为保证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战后,为了搞好作战地区和边境地区的工作,王其梅同志又深入到当地了解群众生活生产和部队情况。他亲自作外逃叛匪的政治争取和边民外逃的回归工作,并针对回归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作了具体安排。在海拔5000多米的扎东时,因为空气极度稀薄,他反应强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呼吸困难,行走艰难,脸胀成紫青色。工作人员劝他回拉萨,他仍坚持调查解决问题近1个月后才回拉萨。在西藏工委主要负责人不在时,王其梅同志曾先后主持工委工作。他在主持工委工作期间,在执行中央关于“边平边改”政策的基础上,为组织互助组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民主改革后,他在组织筹备、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为西藏的稳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其梅同志身患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等疾病,中央曾征求他的意见,准备调他到北京工作。但王其梅同志认为:西藏是个艰苦的地区,自己对西藏的情况熟悉,个人的身体事小,建设西藏事大,应当继续留在西藏工作。他对爱人王先梅同志说:“你看北京好,还是西藏好?我看还是北京好。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后来,当他得知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后,高兴地说:“我又留下了,再也不走了。”这是共产党人大爱无疆、心系祖国、奉献西藏的高尚情怀的表现,是“老西藏精神”的具体体现。王其梅同志这种顾全大局、热爱边疆、热爱西藏的崇高品质,为西藏地区的指战员和工作人员,树立了榜样。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西藏也掀起了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运动,使得西藏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机关单位难以正常工作。当时,张国华同志不在西藏,区党委书记周仁山同志被打倒,只有王其梅同志主持工作,苦撑危局。他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劝说红卫兵和干部群众,不要破坏文物古迹,同时立即向中央报告。国务院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向西藏军区发来电报,明确指示军区要负责保护重点文物,必要时可以派部队保护。有了周总理电报指示,王其梅同志立即派出部队,保护布达拉宫、大昭寺等重要文物古迹,使得布达拉宫这一世界闻名的文化瑰宝得以完好保护。在此期间,王其梅同志作为当时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王其梅同志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坚强党性。

  1967年,王其梅同志突遭历史问题冤案,周总理将他接到北京。此时,王其梅同志重病缠身,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一天天加重,连上厕所都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念念不忘西藏的工作,不忘西藏建设的大事。在那段忍辱负重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理想信念,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总结思考西藏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思考西藏未来的建设。他对妻子说:“我给中央写报告时,手疼得已经握不住笔,笔掉下来我拾起来再写,我病好了还要写。”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政治上的委屈和病痛的折磨,艰难地写出了凝结着他心血的《对西藏工作的经验教训》和《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西藏人民的无限热爱。1967年8月15日,王其梅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53岁。王其梅同志临终前,仍然牵挂着西藏,他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就是:“请求党把我的骨灰送回西藏。”体现了王其梅同志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与藏族人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和高尚情怀。

  党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忠贞的儿女,历史将公正地掀开沉重的旧页。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首先肯定了王其梅同志对党的贡献,在1977年12月25日批示道:“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作了不少好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所谓“61个叛徒集团”平反昭雪,否定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197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王其梅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送了花圈,李先念同志主持追悼会,胡耀邦同志致悼词,悼词说:“王其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王其梅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革命事业,献给了他心中始终挂记的西藏人民。

  四

  王其梅同志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无比自豪。从参加革命到进军西藏、建设西藏,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宗旨,将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了西藏这片热土。

  进藏初期,为了打破上层反动分子对粮食的封锁,在西藏站稳脚跟,王其梅配合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进藏部队在滴水成冰的拉萨河谷开荒生产,以行动回击分裂主义分子妄想“饿走、赶走”解放军的阴谋;为了最广泛地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为全面实行“十七条协议”,王其梅同志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积极配合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同志,不辞辛苦、不顾安危,开展争取上层爱国统战人士的工作,使上层爱国人士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在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主任期间,忠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昌都地区变成支援大军西进的前进阵地日夜操劳;为了发展西藏的交通运输事业,巩固西南国防,王其梅同志毅然挑起了建设康藏公路的重担,克服困难,在1954年12月修通了公路,开辟了西藏现代交通事业的新纪元;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王其梅同志不顾身体有病,亲自动员地方支前,对保证战斗取得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王其梅同志热爱西藏,坚持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事业,他把西藏视为人生的归宿,他对西藏情深似海,他的后半生与西藏紧密相连。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与藏族同胞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把对西藏的深情嵌在了这片高天后土上,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始终践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王其梅同志几十年如一日,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具有高度的组织原则性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每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他总是亲自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再三思考,提出处理意见。他兼职较多,工作繁忙。但是,任务再重,工作再多,凡是他分管的工作从不推卸,也从不模棱两可、敷衍塞责,而是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凡是由他负责起草的文件或所作的重要报告,都是亲自动手,从不让秘书代写,书写报告和其他电文时均工笔正书,严肃认真,极重推敲,观其文如见其人。他襟怀坦荡,敢于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但他坚持组织原则,只要组织决定了的,他都无条件地坚决执行,不打一点折扣。

  王其梅同志严于律己,模范带头,在生活上不搞特殊,总是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中。他经常提醒自己不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敲响警钟,保持住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常以古代历史的教训为鉴,特别是对那种太平盛世中的文恬武嬉、奢侈豪华的现象,表示深恶痛绝,并告诫干部要引以为戒。他一直艰苦朴素,省吃俭用,关心同志,常对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志和战友的遗属,给予无私的帮助和照顾。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他把多年节省下来的1万多元津贴全部交给了国家,为国分忧,王其梅同志说:“我们在西藏,也花不了什么钱,只要有党在,我们就有饭吃,就会有希望。”在他带动下,不少同志也纷纷解囊捐款。中央高度评价了王其梅等西藏同志的这种顾全大局、为党为国分忧解难的高尚情操。

  王其梅同志读书勤奋,学而不厌,以知识充实自己,推进工作,除了工作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一生嗜书如命。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他也常常设法弄到各种书籍,总是挤出时间去学习。建国后,他每到一地,工作之余,就上街买书,就连在北京探亲时,也常领着孩子们跑书店,逛书摊。他藏书很多,有的同志和他开玩笑:“你的藏书可以开个小图书馆了。”王其梅同志不仅自己爱读书,爱学习,而且也严格要求身边人员要认真读书学习,他经常讲:一个革命者如果不好好学习,干起工作来盲目性很大,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出偏差。王其梅同志在历史学方面很有见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还专门走访过他,并十分重视和采纳了他的修改意见。

  “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王其梅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与他们那一代“老西藏”们所创立的“老西藏精神”已经成为永恒的历史丰碑,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真实写照。王其梅同志用自己的生命为“老西藏精神”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纪念王其梅同志,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继承和弘扬王其梅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创造的“老西藏精神”,奋力开拓、锐意进取,努力工作、顽强拼搏,努力建设富裕、和谐、幸福、法治、文明、美丽社会主义新西藏。

  (《西藏日报》2013年12月27日 第6版)

[责任编辑:雍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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